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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跟虎国画艺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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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许跟虎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,河南花鸟画研究会会员,焦作美术家协会理事,梅若艺术学院院长,中国国画艺术研究院创作室主任,许衡文化书画院艺术顾问。QQ:4985966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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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‘元朝一人’许衡墓”系列之二 巨笔重疏河洛之水  

2013-04-19 20:33:37|  分类: 文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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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河报  2004年12月26日 厚重河南 □本报首席记者 于茂世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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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2004年9月30日,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致电记者,说“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”将于10月4日在许衡故里焦作举行,希望《厚重河南》能关注一下许衡,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。
  许衡,说实在的,这名字很陌生,他够不够得上《厚重河南》的分量?我心里在打鼓,但嘴上不敢说。
  《厚重河南》写了两年多了,元代的题材很少涉猎,不是不想涉猎,问题是赵宋南迁后,把咱河南的厚重文化也带走了,《厚重河南》想“厚重”元代都不好“厚重”。
  但万一是个如张新斌研究员所说的“很好的题材”呢?特别是错过有关元代的《厚重河南》题材,可是罪过呀!
  就这样,记者前往焦作,踏上了拜访许衡的路途。
  没想到,许衡把记者震了一溜跟头。
  一个人与一个帝国的战争。
  10月3日深夜11点30分,郑州花园路北段,深秋的风吹过大街,带来阵阵寒意。
  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街头半个多小时了,车还是没来——许衡到底值不值得写的“退堂鼓”开始在心中敲打,回家睡觉的念头渐渐萌生。
  就在这时,手机响起:“车马上就到了,接的人太多,让你久等了!”焦作这位同志的电话,又把我“钉”在了马路上。
  又过了20多分钟,一辆面包车终于停在面前。
  上得车来,互致寒暄,竟然发现中国元史研究会的两大会长(南、北会长)—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、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所长刘迎胜教授都在车上,另外还有中国蒙元史研究资深专家、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原副会长、71岁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等。
  这真是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,但深更半夜,专家们也颇有睡意,怎么入手呢?
  只好和李治安教授攀校友。“你是旅游系的?旅游系本来就是历史系先办的一个专业嘛!”几个来回,李治安教授兴奋起来,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许衡身上。
  “许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儒,是元代思想界的领袖,他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传播者、光大者、通俗者、认认真真的实践者。”李治安说,“他期望忽必烈用汉法治理天下,但困难重重。”
  忽必烈来到中原的时候,大半个欧亚大陆都被蒙古人征服了。如果像许衡期待的那样,忽必烈全部实施汉法,整个蒙古世界就会分裂,他的大汗地位也将不保,何况全用了汉法,那就不是蒙古了,蒙古人的特权也就丢了——那时候,蒙古人是一等人,色目人是二等人,(北方)汉人是三等人,南人(南方汉人)是四等人。更何况还有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:“不能放弃蒙古人自己的习俗和祖宗立下的规矩,不然你们就不是蒙古人的子孙,谁背弃祖宗的规矩,其他人都可以反对他。”
  “这是蒙古人和别的民族绝对不同的地方,治汉地可以用一些汉法,但全用了,就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了!”李治安说,“忽必烈不是不想用汉法,但他不能全用,而许衡则对他讲治理汉地‘必行汉法’,在这种矛盾中,两个人都很痛苦。”
  “使国家而居朔漠,则无事论此也……夫陆行宜车,水行宜舟,反之则不能行……以是论之,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。”面对许衡的陈述,忽必烈不可能不为之悸动。面对忽必烈,许衡也很清楚:“然万世国俗,累朝勋旧,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,改就亡国之俗,其势有甚难者。窃尝思之,寒之与暑,固为不同。然寒之变暑也,始于微温,温而热,热而暑,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。暑之变寒,其势亦然,是亦积之之验也。苟能渐之摩之,待以岁月,心坚而确,事易而常,未有不可变者。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,不杂小人,不责近效,不恤流言,则致治之功,庶几可成矣。”
  许衡对蒙古人“改就亡国之俗”所列的时间表是30年。忽必烈也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许衡的建言,但总的来说,没达到许衡的期望。
  让强大的征服者全面“改就亡国之俗”,是近乎不可能的。但由于许衡的努力等因素,蒙元表面上至少比满清要宽松得多。“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”是满清的“基本国策”,还有改穿旗袍、马褂等,而这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也是长远的——
  “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,今满洲悉令削发,拖一长尾于后,是使中国之人,变为禽兽也;中国有中国之衣冠,今满洲另置顶戴,胡衣猴冠,坏先代之服冕,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”,“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,夷其九族,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。”(杨秀清语)
  “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,为奴为隶,抛汉唐之衣冠,去父母之发肤,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。”(邹容语)
  “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,是辫子,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,这才种定了的……”(鲁迅语)
  “虽然满人学起汉语来,有的比汉人都棒,但他们也搞双语教学。”李治安说,“蒙古人表面上没那么厉害,但和满人一样,搞的也是二元政治、二元文化,以蒙古的(文化、政治)为核心。他们只是跟许衡等人学了些官制、军制等方面的东西,其宫廷制度基本未变,表面上是皇帝,内部还是大汗,一进宫,都是蒙古的那一套,以此来跟汉文化相对抗。也因此,蒙古人不像其他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,回不去了,他们在明朝建立后,大部分又回到了草原上,除非个别被军事包围了的蒙古人,他们想回但回不去。”
  虽然蒙古人最终又回到了大草原上,但忽必烈初来乍到中原,想来他还是不想让他的子孙再回去的。
  也因此,许衡在他的手下终于谋到了一个国子祭酒的职位。教化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老子不可教,那就从娃娃抓起。
  这话太过直白,料许衡也不会这么说,但却是这么干的。
  不这样干,又有什么法子呢?他们太残暴又太强大了,必须把他们导上良知的道路。
  《剑桥中国史》引用了最近的人口研究结果: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,而元代只有5000多万,那一大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呢?  他们只能是被杀,或因房屋、农田被焚烧,造成冻饿而死,或因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疾病大流行而死掉了。再加上蒙古人强奸妇女、绑架奴隶,不像汉人那么讲究孝道,不晓得成熟的庄稼、平静的村庄与繁华的城镇维系着人类的繁衍与繁荣,整个中原王朝积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先进文化所面临的,是一次“大崩盘”——“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,在征服敌人,在追逐他们,在夺取他们的财产,骑他们的马,搂抱他们的妻子,使他们所爱者哭泣。”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古老冲动。
  中原文化在赵宋一代登峰造极,而后走向式微,这和蒙元的冲击是紧密相连的。特别是河南与整个黄淮海大平原,在朱元璋续正统的战争中再次受创(其实并不严重),只得在明初实施大移民,千里荒芜的中原文化腹地才有了袅袅炊烟,时至今日,这种影响还是巨大的。而在我们休养生息、医治创伤的时候,西方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。
  耶律楚材是站在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调停人,他深知蒙古人的野蛮行径是出于无知,他不能阻止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战争。窝阔台成为大汗后,有一些蒙古人主张将汉人杀光,将中原的田地一律改为牧场,耶律楚材只能向窝阔台说:“汉人留下不杀,比杀了好,可以向他们抽税,何况大汗想渡江灭宋,正需要庞大的战费。”耶律楚材主张“附合汉法”,还把丘处机介绍给成吉思汗。
 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救了黄淮海大平原千百万人的性命。而许衡向忽必烈建言“必行汉法”,是耶律楚材、丘处机等人教化蒙古人的继续与发展,挽救的是中原的传统文化。
  为行大道,许衡再次与忽必烈合作,就任国子祭酒,教化蒙古贵族的孩子。“文明与良知至少可以弱化他们的野性,当他们改变信仰时,也就丧失了好战的本性,这也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铺平了道路。”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对记者说。
  1271年,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的建议,以燕京为大都,正式改国号为大元,忽必烈称元世祖,即开国皇帝,而大元盖取自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之义。在《建国号诏》中,忽必烈称“绍百王而纪统”,开始以中原王朝而自居。是时,忽必烈创建国子监太学并选派蒙古官员子弟到国子监深造,许衡欣然接受国子祭酒的任命,高兴地说:“此吾辈事也。国人子大朴未散,视听专一,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,将必为国用。”
  许衡任国子祭酒期间,弟子都很小,但许衡“待之如成人,爱之如子,出入进退,其严若君臣”。他用圣贤之道和汉文化教化这些蒙古诸王和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孙,“久之,受其教之诸生,人人自得,尊师敬业,下至童子,亦知三纲五常,为生人之道”。
  许衡的学生“致位卿相,为代名臣”者不胜其数,朝廷上下“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,皆其门人也”。“继往圣,开来学,功不在文公(朱熹)下”。明初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薛瑄称赞许衡“其教人有序……朱子之后,一人而已”;《明史》主编宋濂则赞其为“百世之师”。
  许衡在中统元年(1260年)第一次被征召入朝,就有人质问:“公一聘而起,毋乃太速乎?”他的回答是:“不如此则道不行。”
  “许衡对质疑的回答也说明他是抱着‘行道’的志向应聘出仕的。在中原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情况下,许衡出山谋划太平之治,说明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,是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责难的。”陈得芝教授说,“我想,许衡在经历了几次志在用其学的‘经邦治国’挫折后,终于在国子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,尽管这并不是他四度出山的初衷。他本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行家里手,奉旨教育蒙古贵胄子弟,使他产生了一种实现其‘用夏变夷’和间接经世的构想,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,家事全然不顾,在学校时则拒绝接待亲友来访。”
  然而,许衡以为可以避开权臣干扰的教育事业,仍然遭到“屡毁汉法”、极力推行“回回法”的权臣阿合马等人的攻击和压制,他们削减甚至扣发国子学教育经费,以致学生的廪食无以为继,有些人被迫退学。无奈,在国子监教书育人3年后,许衡以老病和先人葬事未办为由,请求辞职还乡,得到批准。但让这位汉法派的中坚人物稍感欣慰的是,他所信任的王恂接替了他的职务继续着他的未竟之业。
  与许衡有着师生之谊的太子真金,在许衡返乡时亲遣东宫官员晓谕许衡:“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,公安则道行有时矣……”并请求忽必烈调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(今焦作一带)总管,以奉养其父。
  阿合马深得忽必烈信赖,“独当国柄”,太子真金虽为中书令,但无实权。史称“十有余年,终守谦退”,不敢“可否君父之命”,最后于1285年陷身阿合马余党所制造的“禅位”阴谋中忧惧成疾,英年早逝。汉法与回回法之间的惨烈之争,由此可窥一斑。
  1287年,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出任国子祭酒,国子学“大抵其教法一遵(许)衡之旧”,“儒风为之丕振”。
  “呜呼,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,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,文正(许衡)之功甚大也。”而许衡的亲炙弟子、丞相不忽木在元代政治上的业绩,就是个最为著名的例子。
  据《元史·不忽木传》记载:1284年,阿合马余党向忽必烈继续兜售“国赋可增加十倍”的回回法,忽必烈征求不忽木的意见,不忽木说:“自昔聚敛之臣,如桑弘羊、宇文融之徒,操利术以惑时君,始者莫不谓之忠,及其恶稔显著,国与民俱困,虽悔何及?臣愿陛下无纳其说。”忽必烈不听,不忽木愤而辞官。阿合马的这位余党任职一年,因罪被杀,忽必烈对不忽木说了句“朕殊愧卿”后,升不忽木为吏部尚书,掌管全国人事工作。
  有元一代,汉法不绝,实赖许衡。2004年10月4日,陈得芝教授在许衡墓园散碎的神道碑前一把拉住记者,说:“许衡去世55年后欧阳玄奉元顺帝旨写的这神道碑上说忽必烈对他的‘必行汉法’等奏议‘嘉纳之’,是夸大其辞的。”
  汉法的实施,是曲折的。不夸大其辞的是许衡墓园中的对联:  笔巨重疏河洛水  儒林再放杏坛花  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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